1950年夏天的台北马场町，风很热，土腥味也浓。行刑之后，摄影记者踩着尚未干涸的土坑顺阳网，举机连拍，照片很快被呈上蒋介石的案头——“死要见尸”。那一天是6月10日，倒在刑场上的四人里有吴石、聂曦、陈宝仓、朱枫。两个月后的8月10日，王正均、林志森亦在同地遇难。后来有人再回望这起案件，刻意纠正数字：这不是“四烈士”，而是“六烈士”。
亲缘与邻里：隐线的开端
福州的旧街巷里，邻里关系往往比同事更紧密。聂曦是福州人，他在老家有个亲戚叫聂能辉，是中共党员。抗战时期，聂能辉在中共地下党安排下参加新四军，皖南事变后被捕，关进上饶集中营；赤石暴动后逃出，再回新四军，解放战争时又赴江苏从事地下工作，在南京解放前夕暴露，被捕后牺牲于雨花台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福州市委追认其为革命烈士，还为其母亲专门安排了工作；弟弟聂能光后来成为著名动力学专家，长期在东北大学任职。
展开剩余88%与聂能辉比邻的是王正均，两家往来甚密，到底是亲缘引路还是另有渠道，官方资料未详，只知道王正均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做地下工作多年。多年后，王正均被评为烈士，他的亲属曾向国家安全部询问入党前后事，罗青长的秘书只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王正均我们都知道，他是革命英雄。”
不是党员，却走到最深处
这条情报线的另一端，是聂曦。他的身份常被误解为“潜伏的中共地下党”，但现有公开资料并不能证明他履行过入党手续。就已披露的情况聂曦与地下党组织并无直接接触，他唯一见过的中共党员是朱枫，两人只是情报上的往来，并非组织性的会面。
这就形成了一个颇具张力的横截面：王正均是“货真价实”的中共党员，聂曦则是被发展在国民党军内的情报员；一个有组织隶属，一个没有，但两人都走进了同一条密道，只是踏入的姿势各不相同。情报工作里，组织承认与否关乎风险与保障——有组织的身份能获得接应与纪律约束，无组织的线人则更多依赖个人信念与关系纽带。在吴石这个核心点上，聂曦显然选择了基于“人”的忠诚。
人事更替与隐秘转运
时间往回拨。1941年，吴石任第四战区参谋长，聂曦以少校副官兼少校科员身份调到吴石身边，自此在国民党军中的晋升，多与吴石脱不开关系。在这些履历之外，真正能折射风险的，是他在1949年的行动：吴石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后，聂曦协助将从国防部转运到福州的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藏入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。福州解放后，这批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被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。
同年8月14日，蒋介石严令下，吴石被紧急调往台湾，出任国防部参谋次长。聂曦随行赴台，但不久即调任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科长，军衔为上校；这意味着他已不在吴石身边任副官。人事更替接踵而至：吴石又从国防部二厅调来王正均出任副官。此时的王正均，出身书香世家，幼年家道中落，读过私塾，年轻时和父亲一样替人抄写文件。抗战胜利后，他进入国民政府福州新闻检查处做文员；1946年突然被调入国防部二厅（在南京）任中尉，家里人对此稀里糊涂，堂弟王兴（原名王正兴）回忆，当时一家与堂哥同住，堂哥忽然赴南京，连招呼都未打，后来才从伯母口中知道他已是二厅的中尉。结合当时零散史料可知，中共地下党在福州有针对性地选人打入国民党国防部，王正均的调动当属此列。
有关吴石与党组织的接触，节点非常清晰：1947年4月，经何遂介绍，他与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见面，自此成为地下党发展出的情报员。这个人事链并非全靠猜测支撑。2003年，原中共上海局情报战线负责人刘人寿回忆：“吴石赴台湾后，曾亲自或派人到香港与我联系过，许多事都请示我们，我知道他换了副官。”明与暗的更替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制度小科普：二厅、通行证与军眷
国民政府的国防部二厅，实务上承担情报、保密与审查等职能，是与保密局相互交织的关键部门。出入境的“通行证”，在当时台湾当局的办理上并不严格，军方人员或“军眷”名义往往给审批开口。所谓“军眷”，是军职人员的眷属身份，一旦套上这层身份，很多手续就能“顺理成章”。这类制度漏洞，对于从事情报联络的人而言，既是通道，也是隐患。
一纸伪证，暗潮翻涌
真正让隐线破面的是1950年初的一纸伪证。朱枫与蔡孝乾进行情报交换时，蔡提出要为一个化名“计小姐”的人办理出境证。“计小姐”原名马雯娟，是蔡孝乾妻妹，两人长期骈居。朱枫将此事通过聂曦告知吴石。按常规，这不过是一次人情式的技术操作。聂曦在知会吴石后，开出一张署名“刘桂麟”的出境证，但照片贴的是“计小姐”的照片。此举在当时并不罕见，却埋下了日后追查的线索。
1950年1月29日，蔡孝乾第一次被捕，其笔记本中有“吴次长”的字样，也夹着那张“计小姐”的照片。蔡孝乾脱逃后，台湾当局加强出入境管理，保密局随即对警务处所有出入境文件展开调查。这一查，便在档案中发现了那张署名“刘桂麟”的出境证，证上照片与特务先前从蔡处取到的照片同样。更致命的是，这份出入境申请表里还夹着经办人的名片——聂曦的名片。
顺着这条线再往下，漏洞越揭越大。申请表中，“刘桂麟”以“军眷”的名义申办，并标明其为“国民党高参刘永渠之女”；特务们翻检国民党高级将领名册，根本找不到叫刘永渠的“高参”。表中地址写的是台北杭州南路某巷某号，特务查到这是台湾电力公司招待所，而吴石一家曾居住于此。线索的指向从“吴次长”到“聂曦”再到“刘桂麟”，环环相扣。更糟的是，这张出境证的落脚点在舟山定海县，保密局由此也锁定了已经逃至该地的朱枫。
风声与保全
吴石被捕后，审问持续加压。回忆材料显示，除非保密局已经查实的情况，吴石才承认；其余涉及他人之事，他尽量遮掩，设法保全。朱枫在狱中时亦未交代聂曦。吴石案发后，几乎很短时间内，聂曦就被捕，但从供述并非来自吴石或朱枫的指证。陈宝仓的暴露源于一份手写的军事情报，被抓线相对清楚；聂曦的暴露则是“计小姐”与“刘桂麟”的证据链牵扯出来，名片成为最后一根钉子。
审判与行刑：三条罪证的归拢
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1950年3月20日呈递《特种刑事案件侦查意见书》，对聂曦的定罪归拢为三条：
一、利用职务之便多方搜集情报提供给吴石；
二、亲自携带吴石的重要情报赴香港送交何遂；
三、捏造假身份代女交通员刘桂麟办理出境证。
至6月10日，吴石、聂曦、陈宝仓、朱枫一同在马场町刑场遇难。聂曦时年33岁。行刑之后，摄影记者进场拍照，照片随后送到蒋介石的案头。两个月后，王正均与吴石的作战参谋林志森亦遇难。有人说，应该把吴石案称作“六烈士”，而非“四烈士”。
文书里的低声
关于聂曦，公开资料稀少。他在狱中所写的“自白书”，记录的多是任职经历而非地下情报工作，文中自称“职……”的口气，似乎仍把自己当作国民党军官，末尾还有“希望从轻办理”等字样。这与许多人在照片上看到的“从容赴死”的形象相距甚远。台湾学者林孝庭认为，这反映了情报人员在特殊环境下的生存策略——文字上的退让，并不必然意味着立场的崩塌。在刑讯与审判的夹缝里，很多人用文书的模糊来争取一线生机；在密室之外，历史只看得到最后的决定。
忠诚的路径与选择
把时间再拉回到台湾初到之际。聂曦在调离吴石身边之后，仍然在关键节点为吴石工作。1950年1月，蔡孝乾被捕叛变，吴石命聂曦紧急通知朱枫，并给她带去了一张以国防部参谋次长名义签署的特别通行证。若不是深度参与联络网络，单凭旧属身份，很难如此迅速精准地执行。这也解释了他为何在没有组织名义的情况下仍然承担高风险：他对吴石的忠诚早已不是“上下级”的关系，而是一条共同走到尽头的线。
命运的连带
在这条线被扯断后，逮捕接连发生：吴石、聂曦、陈宝仓、王正均、王济浦、方克华、江爱训、林志森、吴石夫人王碧奎等人先后被捕。此前，王正均与林志森曾被判死刑，最终于8月10日遇难。彼时，邻里间从福州到台北的拉线已变成司法文书上的一串名字，命运在同一页上按下了句点。
家事余波
聂曦牺牲后，他的妻子高秀娟因病重，手书呈文申请领取聂曦的骨灰与遗物，整个手续委托在台北的亲戚——聂曦表妹杨韵清办理。聂曦与高秀娟育有两个子女。根据网络资料，聂曦还有一弟聂磊，原名聂能寿，曾因哥哥身份原因被定性为“反革命家属”，直至1983年才予以平反。另有说法称聂曦原名“聂能辉”，与前文福州亲戚同名，但这一点无法证实。关于聂曦被评为革命烈士的时间也众说不一，骨灰运回大陆的时间据称早于朱枫烈士，办理者仍是杨韵清。许多枝节在文献间互相抵触，但重要的事实并未改变：他倒在了1950年的夏天，留下了妻儿与一封请求领取骨灰的呈文。
再看王正均。他的身份与路径更为明确：1946年调入国防部二厅，1949年赴台出任吴石副官，最终以烈士名义被铭记。关于他入党时的细目，官方未予披露，但罗青长的秘书那句“他是革命英雄”，已足以说明地下战线对他的共识。
戏剧与真实的界线
近年电视剧《沉默的荣耀》热播，很多观众把戏剧处理视为历史本身。戏剧取材真实，但终究要“高于生活”，人物的身份、心理与行动会被艺术地浓缩与延展。就聂曦而言，他不是组织意义上的地下党员，却进入了最风险的地带；将他的身份过度拔高，反而会淡化那种“无组织名义的忠诚”所能映照出的复杂人心。
制度与人的错位
这起案件里，有一条常被忽略的因果链：制度的漏洞与人的选择叠加在一起。出入境证件的管理不严、军眷身份的宽松、二厅与保密局的职能交错，给了情报活动空间，也为侦查留足了线索。名片夹在申请表里，地址落在电力公司招待所，伪造的“高参刘永渠”根本不存在——细节像石子一样，一颗接一颗地把人绊倒。吴石与朱枫在狱中未交代聂曦，但纸面上的破绽却足以形成证据链。这或许正是情报工作的冷酷之处：最危险的不是口供，而是文书。
人事与
1949年8月14日，吴石在严令下离福往台，出任国防部参谋次长；几个月后顺阳网，风云已不可挽回。站在这串时间点上回望，会看到不同类型的命运拼合在同一幕里：有被评为烈士的王正均，有在自白书里写下“希望从轻办理”的聂曦；有通过邻里亲缘进入密线的人，也有在组织安排下深潜二厅的人。有人寿终正寝，有人以身殉道；有人在资料里模糊了名字，有人在秘书的里被钉死了评价。史家常说，“人心难测”，但在1950年的马场町，所有心事都只剩下一声枪响，以及一张被送上案头的遗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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